阎焱:我造就了中国首富陈天桥(2)

    叶：刚刚说到自信和自负的问题，我知道您来自干部家庭，是不是干部子弟容易形成这样的个性？

    阎：我觉得不一定吧。我们家这个干部也是在一个小城市里头。安徽，安庆，这种干部到北京去是nothing(什么都不是)。

    叶：1977年的时候刚恢复高考，您就能考上南京航空学院，我们都知道那会儿是累积了多少届毕业生去挤这个学校大门，很难考。那你为什么能够考上？

    阎：能干呗。叶：能干。是底子好？

    阎：世界上的人，永远是遵从大数分布，最聪明的人不超过5%，最愚蠢的人不超过5%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中不溜秋的。

    叶：您是那个最聪明的5%。

    阎：也不一定，可能有一点，更重要的还是机会比较好。

    叶：为什么一定要考到北大去读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生呢？

    阎：其实那时候也是比较傻，比较无知，所以才去那儿，去了北大。

    但是毕业以后接触到现实才发现，其实当工程师特没权利，你不管想做什么事，都是当官的说了算。后来我想当官的好像也不比我能干，那我也去当官，那时我一想怎么才能当官快点呢？人家说北大毕业可能就是一条捷径。那我再一看北大里面什么系最容易当官，那就是社会学系。我想，那就考这个。结果到了北大以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，在中国当官跟这个没关系。

    叶：费孝通老先生给你留下一个什么印象？

    阎：我们那时候是挂他名，其实就听过他一次课。但是在我所有的学历中间，对我的人生冲击力最大的是在北大，我觉得北大是一个真正使我明白了很多东西的地方。北大的那种文风，那种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，我觉得是跟我以前学工程、学航空完全不一样的。后来我到了美国，也去了美国普林斯顿，应该说是美国最好的学校之一，但是我都找不到那种特强的校园文化氛围和那种使命感。我经常开玩笑说，北大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个儿是当总理的料，没有人认为自个儿是当部长的料。

    叶：我是觉得一屋子的人，谁是北大毕业的，立马就能看出来。

    阎：是啊。但我觉得最近北大不一样了，我最近有机会去北大跟那些学生一起谈风投，谈完后，几乎90%以上的问题都是问我怎么赚钱。我非常非常失望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北大的同学最关注的问题都是怎么赚钱的话，那这个中国真是世风不古了。

    叶：可您是作为风投的专家去北大的，您认为同学们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才能体现出北大的风范呢？

    阎：假如有人问我，风投对整个经济所产生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？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北大学生应该问的。但是，80年代中期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为社会、为国家做贡献的这种使命感的东西，我觉得如今的社会已经少之又少，我觉得蛮可惜的。

    人生跌宕越多，做风险投资成功的概率越大

    叶：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，年纪还很小，已经想到自己可以跳开大学教育这一环，或者从大学毕业以后直接去当老板。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自主创业热？

    阎：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陈天桥的成功，看到了江南春的成功，但是你也应该看到一个陈天桥、一个江南春后面有千千万万个不成功的人，他们一定会经过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。经济的发展，大的社会波动，总得经过这么几轮淘汰才能慢慢变得行为趋向于理性。

    叶：您刚才说大浪淘沙，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淘出来的那一颗金子，但是作为风险投资人，怎么能够从那么多沙子里面去挖到那颗金子呢？怎样能够做到这样的眼光精准？

    阎：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，说，你能不能说说怎么才能投好资，赚好钱？这个答案说不了的，为什么？你说不出来，如果能说出来，那我赶紧去上海交大商学院开一门课去，那每个人学出来都可以赚钱了。这不行的，这是感觉的东西，说不出来的。

    叶：我听到过一种说法，一个老师会把什么都告诉你。但是你要是问一个厨师，他的汤是怎么烧出来的，他永远不会告诉你的。

    阎：我觉得不是不告诉你，而是他说不出来。比如你知道，数学上的二元一次方程你可以解得出来，有一个精确解，但当你变成多于三倍以后，或者加上一个平方关系以后，就永远没有确定解了。知道吗？你投资的时候要考虑的变量是几十个、上百个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精确解。很多东西是一种感觉，就跟艺术一样，艺术是一种感觉的东西，你说你现在技术发达了，我写的诗就比李白好吗？狗屁，李白写的唐诗你永远超不过他。

    叶：风投也要天生的感觉。

    阎：感觉这种东西，我觉得是与你的个性和你的经历有关。基本上可以这么说，你的经历越复杂，人生跌宕越多，你做创业投资成功的概率越大。当然你的个性也必须合适，其实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，更多是与他的个性有关，而不是与他的知识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