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见证巨变]“绿衣天使”投递路见证历史巨变

　　曾几何时，绿色的大邮筒是许多人沟通心意的中转站，鸿雁传书几乎成了老百姓通讯生活的全部。要跟外地亲友联络感情，讲述近况，写封信，贴个8分钱的邮票，几天就能到达，当时很多人还觉得方便经济。可谁也想不到，仅仅30年过后，家书早已演变成电话、短信息、E MAIL等可以同声、瞬间传送的形式，书信传送逐步淡出人们的生活圈，信箱涵载的内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对这些变化感触最深的当然就是邮政投递员了。16岁就开始当上邮递员的汕头市邮政局投递分局办公室主任郑再华，从老市区的大街小巷到新城区的高楼大厦，他所走过的投递路，就是一段改革开放的变化之路。

    记得刚刚当上邮递员的时候，市区的投递范围也就是那么几条路，很多邮递员都是徒步投递的，我们称为“步班”；出了现在的中山路与汕漳路交界的高架桥那个地方，基本上就是郊区了，只有到郊区送信，才能用上投递班为数极少的老式进口自行车。

    那时候不管是市区还是市郊，道路都很狭小，而且大多崎岖泥泞。居民的住宅多为平房，也有部分单位建的宿舍楼；一些有“华侨”的家庭，居住着那种带小花园的独立小洋楼，称为“XX庐”，可说就是当时的民居“豪宅”了，在新兴路、外马路一带最多，那时只要写上XX路XX庐，我们就能将信送到了。

    我们邮递员有个外号叫“活时钟”，因为每天投递的路线和时间是基本固定的，只要见到邮递员，就知道那时是几点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盼信心切的人，会在我们差不多要出现的时间，走出家门，等候我们的到来。

   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盼信心切的人们呢？因为那个时候，与外地亲友的联系方式，差不多仅凭书信往来这一途径，很多儿女在外地工作的老人，儿女们会在相对固定的日子里寄来书信和汇款。那时候大家的工资都比较低，我当时的工资也就是每月30多元。很多汇款金额只有几元到10多元，但收到书信和汇款，人们常常有着过节般的喜悦心情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居住在联兴里西巷的老人，她的子女都在外地，独居的她未免十分孤独，子女的来信就成了她最大的心灵慰藉。我每天早上大约10点经过她居住的小楼，每当听到我踏着木梯上楼的脚步声，行动不便的她还是会马上出门来迎候，几乎每一次，我才走过楼梯的转角，就看到她已站在楼梯口上。老人接信时那种欣喜与激动之情，时隔30多年之后我仍能清晰地记得。我就是这样分享着人们接到信件时的喜悦，看到人们对于邮递员的感激与敬重之情溢于言表，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普通的邮递员是多么自豪。

    除了信件外，那时也送报刊杂志，记忆中送得最多的就是《红旗杂志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南方日报》，还有本地的《汕头日报》等，科技类、文娱类的比较少见。

    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。每天穿梭市区，明显地感觉到，市区扩大了，楼房变高了，道路变宽了。市中心区从1个投递班20多个投递段扩大到现在的8个投递班93个投递段；邮递员的代步工具除了自行车外，还会用上摩托车和汽车；很多楼房安装了信箱，邮递员与人们的接触也变少了，一些年轻人对邮递员的印象也变得很淡；最重要的变化，就是家书变少了，报刊的内容丰富了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邮包、账单函件的投递种类也越来越多。或许邮递员的工作没有了以前那种特殊的神圣感，但依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，我们欣然地接受着这种变化，因为这是社会的进步。

    本报记者许玉璇